你喝完酒眼睛像玛瑙。我坐着,听女老师笑,看男老师推杯换盏,俗世的快乐在酒精中糊涂到真实,让人无从分辨。
回去时,我骑车载你,街灯摇摇晃晃,月亮飘飘忽忽,你的胳膊贴着我的後背,天地间仿佛只有我们两人,苍穹浩瀚,华光凝珠。
我的心变得无限大,充满感动和喜悦,直到听见你说:“周末看电影时金玲高兴吗?你俩聊的怎麽样?”
北街公园里飞出一群乌鸦,我胃里也飞出一群蝴蝶。
你怎麽会这麽残忍,翻来覆去煎熬我的心?因为我没有把心思藏好,便连短暂的幻想你都不愿给。
自行车把冰凉,我的血液更凉,冻在血管壁上,骨头缝里,冷风一吹咔咔作响。
路过北街公园,你还在说金玲,说我们可以一起考大学,将来都成为你的学生;说我们知根知底,好好谈恋爱,家长反对的话你可以去做工作;你说的热火朝天,甚至在打算做我和金玲婚礼的主持人。
我把自行车停在公园门口,拉着你进公园,你酒劲正上头,都没有反抗,只问我来这里干什麽。
我把你拉到木桥,那里有几棵大槐树,隔着石板小路,对面是白桦树林,里面有几个人影晃动,有人靠着树贴在一起。
我让你仔细看,然後把你推靠在一颗槐树上,“陈景同,我喜欢男人,就是这种喜欢,你看明白了吗?我不喜欢女人,别再给我牵线了。”
我想直接说出来我爱你的,但是实在太恶心,食色性也,没错,但真看到黑暗里的色,生理上的厌恶不受控。
我拉着你离开,你踉踉跄跄,酒醒了大半,说话直打颤,“你经常来这里?”
我开不了口,你不是同性恋,关注不到电线杆上小广告下多出来的手写地址或者电话号码,不知道这个群体有自己的社交途径。我不需要来,稍微多看看便大概知道什麽情形。
走到自行车旁时看到韩新,他讪讪,“我说看着车这麽熟悉,你俩还没回去呢?”
“尿急,进去上了个厕所。”你说。
他在我们身上打量,我知道那是什麽眼神。寒暄几句,他才走开。
我骑上车,我们一路上没有说话,自行车轮毂里钢珠嗒嗒响,世界小到要把我挤成一团,後背弯成一张弓。
晚上家里静的像下雪的山谷,我想你那天晚上也没睡好,我们各怀心事。
第二天,你去上课,我去办公室,遇到韩新,他嘴脸丑陋,问我,“北街公园的白桦林挺好看的哈?”
我说我没去过,不知道。
时至今日,若要真计较,我给自己贴上同性恋的标签其实并不准确,我只是爱你,只是你恰好是男人,我才符合同性恋的定义。
然而,这些无所谓,一直无所谓。
你那几天都不怎麽在家,周五下午回来,突然跟我说很多话,讲你上学时的事。我听着,听你把话题引到同性恋上,说你问了一些熟人,这是一种心理疾病,有办法治好的。
我记得我听到最後闭上了眼睛。那一年,在香港,同性恋属于刑事案件,可依然有同性情侣公开,爱与自由选一;在内地,同性恋会被送进医院,社会上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词,爱与健康选一;但与此同时,在大西洋北的丹麦,同性情侣可以注册婚姻。
我问你,“怎麽治?电击还是吃药?怎麽算治好?不再爱你,就算治好吗?”
你看着我不说话,我背後,圆桌上摆着那朵八月菊,插在牛奶瓶里,花瓣上有黑点。
事情到这个地步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,我以为我可以默不作声在你身边很久,十年八年,翻译几本名着,陪你功成名就。
然而短短几个月,我们就为我该不该爱你对峙。
那天我们不欢而散,以我见过的那些人对待同性恋的态度,我以为你这次是一定会辞退我。
我坐卧不安,绝望透顶。在家只住了一天,周六一早我就跑了回去。
钥匙插进门里,闯过一关;拧动,又闯过一关;看到我的东西原样未动,我松了一大口气,靠在门上,险些落泪。
你从沙发上擡起头,睡眼惺忪,“周日了吗?我睡了两天?”
“周六,我在家看不成书,想在这里复习。”我说。
“那你复习吧,中午叫我。”你把头埋进被子里说。
你继续留我,留一个觊觎你的人在身边。我以为是哲学的形而上让你无暇顾及我这样一个渺小的个体,以为我的爱没有到那种让你讨厌的地步。
然而,我觊觎你,你要通过我的觊觎救赎我。